第二天从睡梦中醒来，已日上三竿，睡眠时间不短，脑袋里却依然一团糨糊，像是有一把小锤在头盖骨上敲打，疼得要炸裂开来。精神依然恍惚，不时产生时空错乱的幻觉，身上一阵阵地出虚汗。护士走进来告诉我，在我睡觉期间有许多穿警服的人来医院探望，因不愿打扰我都相继离开，现在只有我父母和一个叫沈恕的年轻人还等在外面，是否让他们进来。我连忙说：“进来吧，让他们都进来。”我现在迫切地需要陪伴，尤其是亲人的陪伴。

  我父母都是隐忍又有担当的人，虽然心疼他们的独生女儿经历生死劫难，却都努力保持镇定如常的神情，并不故意夸张自己的感受。沈恕的态度一向是公事公办，极少向同事表露私人情感。这次也不例外，简单询问两句病情后，立刻切入正题，让人怀疑他是直立行走的冷血动物。

  沈恕说：“万幸，凶手并没想杀害你，如果他和连环杀人案的凶手是同一人，那他这次的表现有些反常，也说明他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样残忍无情、滥杀无辜。”这是什么话？他面对的是一个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患者，居然开口就是杀啊杀的，说得像是我捡到了便宜一样。我懒得理他，把头转向一边，看着父母慈祥的脸，心里多少舒服了一些。

  沈恕并不识趣，继续说：“你有没有见到攻击你的人？”

  这句问话可能才是他来见我的真正目的，我没法不回答，说：“没有，我听到身后有动静，刚想回头，脖子这里就感觉到很大的压力，立刻就昏迷过去了。”我用手在受到攻击的地方比画了一下。

  沈恕说：“我想他也不会让你见到他的样子。你在遭到攻击前，找到了那四本日记吗？”他连日记的事也知道了，应该是钱学礼向他透露的。

  我摇摇头，浇灭他心中残存的一丝希望，说：“找到了，可是才找到又被人抢走了，我没来得及看里面的内容。”

  沈恕并不是不识眉眼高低的人，他硬着头皮当着我父母的面问问题，完全是在履行职责，关键问题谈过之后，便带着歉意向我父母笑笑，把一束红白相间的康乃馨放在我的病床床头，说：“这是重案队的同事托我带来的，祝你早日康复。”

  我老爸笑吟吟地说：“好，好，淑心和她妈妈一样，最喜欢侍弄个花啊草啊的。”

  天啊，沈恕居然送我一束鲜花，真让我浑身上下都不自在。这么冷冰冰的人，他的世界里除去追查血案就是勇擒凶顽，怎么可能有鲜花这样温馨物种的一席之地？我宁愿他送我一筐香蕉苹果，这样还自然些。不过无论怎样，毕竟是同事间的一份心意，我勉强笑一笑，向他表示感谢。

  沈恕在此案侦破后总结案情时向我透露，虽然我在病床上未能给出更多有追查价值的信息，但我遇袭事件本身已经使得案情大体明朗起来，也坚定了沈恕拿下此案的信心。重案队多管齐下、步步逼进的措施已见成效，凶手无法再安居于幕后，无法像案发时那样愉快地欣赏警方被他耍得团团转。在警方的挑战下，凶手被迫接招，出手多了，自然就会露出破绽。

  沈恕认为凶手在这次袭击事件中暴露出的疑点是，凶手怎么会知道我在追查事情真相，又怎会一路跟踪我到钱家老屋？只有一种解释，凶手就环伺在我们周围，一直在窥探我们，对我们调查此案的进程有所了解。这就极大地缩小了凶手的范围。案子已经到决战阶段，警方和凶手的弦都已张到最满，一触即发。凶手觊觎的楚原晚报社的杀害对象目前还安然无恙，这场较量究竟谁输谁赢？

  被凶手夺走的四本日记里，究竟记载着怎样惊人的秘密？目前可以断定，苏南、林美娟和楚原晚报社的潜在受害人，遭遇杀身之祸的缘由是一件遥远的往事。而这件往事为何一直隐藏到今天才被揭开？如果能掀开这个盖子，案情就会真相大白。

  15.血腥雨夜

  2001年9月1日。暴雨。

  江华大学。

  我在住院的第二天就回家了，毕竟年纪轻轻，又没受外伤，不大好意思赖在医院里。在家又休养两天，我就回到市局上班。

  我到老屋去寻找日记的前因后果，仅向沈恕一个人说起过，所以同事们只知道我遭遇袭击，并不了解更多的内幕，否则我真的无颜回去上班，更不知该怎样面对陈广。不过按理说，陈广在营救我的过程中也起到重要作用，表面上算是对我有恩，不管心中与他有怎样的隔阂，我还是亲手烤了一个他喜欢的巧克力蛋糕，给他送到办公室去。

  陈广很高兴，破天荒地嘘寒问暖了一阵，又叮嘱我好好休息，这几天他尽量不给我安排外出的工作。

  如果他知道我去老屋是为了揭开他极力掩饰的伤疤，他会怎么想？当然，也可能他早就猜到了，却还能做到不动声色，让人猜不透他的心思，这就是陈广，城府深不可测。

  下午下班前，外面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，那密集的雨丝渐渐牵扯一条条透明的长线，把天和地连在一起。因当晚将有暴雨袭击本市，陈广通知科技处的人早点下班，晚上若没有要紧事尽量不要外出。

  夜里躺在床上，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。雨越下越大，豆粒大的雨点噼噼啪啪地打在窗户上，像是有人在急促地敲击。室外地面上早已流淌成河，我的心里也波涛起伏，不断回想起苏南和林美娟遇害的雨夜，以及我遭遇袭击的那个不堪回首的夜晚。又是雨夜，千万别再出事才好。

  我在床上折腾了一个来小时才似睡非睡地闭上眼睛。蒙蒙眬眬中，被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吓了一跳，条件反射似地把手机抓在手里，没等对方说话，先没头没脑地问：“又出事了？”

  “沈队说请你马上到命案现场来，就在江华大学旁边的那块空地。”是于银宝的声音。

  我的手一颤，险些把手机掉到地上。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。该死的凶手，忍了一个多月，终于又开杀戒了。

  我没有前两次出现场前的紧张和惶恐，而是感到无比气愤。凶手的肆无忌惮，简直是明目张胆地向警方挑衅，漠视楚原市15000名警察的存在。如果不能拿下这起案子，楚原市警方将颜面无存。

  我在到达现场后，才断断续续地从重案队探员们的交谈中获悉案发经过。

  当晚8点钟左右，正是大雨如注的时候，沈恕和值班民警管巍、于银宝各自冲了一碗速食面，稀里呼噜地才吃完，电话铃就响起了。

  于银宝接起来才说一句话，立刻变了脸色，捂住听筒告诉沈恕：“是那个打匿名电话的家伙，语气很紧张。”

  沈恕和管巍的神经也立即绷紧起来。这疯狂的雨夜，几乎已成为血腥杀戮的标志，而潜在的被害对象又在这时莫名其妙地打来电话，难道预示着什么？沈恕示意管巍抄写下来电显示屏上的号码，马上定位追查。他自己则接过于银宝手中的听筒，用尽量平和的声调说：“我是沈恕。”

  长时间的沉默。只有细小的电流噪音，在提醒双方连线没有中断。沈恕知道对方不惜顶雨外出，一定是情绪严重波动，有吐露心底秘密的强烈愿望，所以不过分催逼他，只手持听筒，静静等待他主动开口。

  对方说话了，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含混不清的声音，这次居然没使用变音器。尽管对方努力伪装他的声音，但沈恕在听过第一句话后，马上辨认出他就是楚原晚报社的陶英。这是沈恕的一个过人之处，他能牢牢记住所有他感兴趣的人的相貌和声音，并凭此在茫茫人海中准确定位他要寻找的人，比电子仪器还要灵敏精确。这种能力是与生俱来，还是在办案生涯中长期历练而获得，只有他自己知道。

  “原来是这样，杀害苏南和林美娟的人竟然是……是他，太可怕了。”陶英的声音急促而迫切。

  沈恕虽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却能断定陶英即将说出凶手的名字，他屏息静气，追问说：“是谁？告诉我他的名字。”

  陶英在电话那端粗重地喘息着，听上去极端不安和恐惧。“是……那个孩子，那个孩子……”话未说完，声音戛然而止，话筒里传出“滴滴”的忙音。

  这时，管巍查到陶英所打电话的方位，是位于江华大学南门外的一部磁卡电话。

  陶英居然在江华大学附近！沈恕来不及细想陶英最后一句话的含意，命令于银宝道：“马上联系徐剑鸣，让他亲自或派人到这部磁卡电话前查看，一旦发现陶英的行踪，务必把他扣留，确保他的安全。同时密切监控前两起案子的发案地点，也就是铁皮墙里的那片荒地，千万不能让陶英再遇害。”转过头又吩咐管巍道：“联系楚原晚报社长秦书琪，问他是否知道陶英今晚的行程安排。再与陶英的妻子和女儿取得联系，看他们是否在一起。如果有线索，马上跟进，一分钟也不能耽误。”

  于银宝和管巍各自答应着分头行动。

  这时最困扰沈恕的是，陶英电话断线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：“是……那个孩子，那个孩子……”案情与一个孩子有密切关联？凶手是一个孩子吗？还是几名被害人因一个孩子而与人结仇？这环环相扣的疑问，只需找到一个正确的切入点即可迎刃而解，可那个切入点却总是若隐若现，不肯到眼前来。

  于银宝已经联络到徐剑鸣，他眼下不在江华大学，但已派出保卫处值班人员赶往那部磁卡电话所在的地点查看，很快就会有反馈。另一名值班人员在通过摄像画面监控铁皮墙内的荒地，到目前为止一切平静如常。

  管巍联络秦书琪却费了些周折，用了半个多小时才接通电话。原因是秦书琪正和几个官商界朋友在歌厅包房里唱歌，陪坐的美女娇嗔地不许他听电话，秦书琪是个从不辜负美人恩的知情识趣的场面人，自然驯服地只谈风月不问政事了。直到煞风景的电话铃声一再响起，秦书琪和美女都感觉不堪其扰时，他才愤愤地接起电话。

  听管巍介绍过今晚的突发情况，秦书琪立即紧张起来，毕竟陶英是报社有编制的员工，連而且警方此前也曾多次与报社合作，以避免凶案发生，如果陶英真要出了事，他多少还是有点责任的。就算没有责任，仅处理家属闹事、上司过问这些烦心事，也够他应付的。

  秦书琪一手轻揽陪坐美女的纤腰，一手持电话向总编办主任发号施令，要他配合警方工作，尽快与陶英本人或其家属取得联系，查清陶英的去向。

  这时江华大学保卫处值班人员已查看过陶英所拨打的磁卡电话，与上一次场景相同，话筒在电话线上悬空摇晃，电话前空无一人。值班人员遵照于银宝的吩咐，特意查看了电话的插卡孔，并没有磁卡遗留在里面，似乎陶英未遇到紧急情况，走得并不匆忙。

  从陶英家人处获知的信息却让人忧心忡忡。据陶英妻子祖嘉说，他和女儿陶顺子在江华大学礼堂看话剧，还没回家。今晚学校上演话剧，陶顺子获赠了两张票，却又嫌话剧散场太晚，不敢一个人回家，就把她爸爸抓来做保镖。“爸爸看话剧中途就出去了，说是上洗手间，可一直没见他回来，手机也打不通，现在已经散场了，我还在礼堂等他回来。”陶顺子的手机连响了十几声后才被接起来，她的声音在电话里听起来很焦虑。

  于银宝把掌握的情况向沈恕汇报。

  沈恕的眉心拧紧，不知是否在担忧陶英凶多吉少。他对于银宝说：“通知陶顺子，马上回家，她爸爸由我们去找。不管怎样，目前情况不明，陶顺子不能再处在危险中。”于银宝答应着，沈恕又想起一件事，“你想办法给我弄一份陶顺子刚看过的话剧的剧情，包括导演和演员名单，越详细越好。”

  忙乱过后，看看时间，距陶英失去联系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，却仍然没有任何让人轻松的消息。外面的雨越下越大，地面上水流成河，雨点打上去溅起阵阵水花。沈恕等待得有些焦躁，又担心江华大学保卫处的工作有什么疏漏，就再次打电话过去，询问摄像镜头的监控情况。“放心吧，沈队，地面上所有东西都在摄像头的监视范围里，连指头那么大的石子都看得清清楚楚，别说人了，鸟都逃不过我的眼睛。”保卫处值班人员的说话语气还算尊敬，态度却有些漫不经心。